试论陶渊明的归隐与田园诗的形成文章

更新时间:2015-02-26 13:26    编辑:优秀范文网    手机版    字体:

  摘要:本文论述了田园诗的产生与发展、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归隐及其开创田园诗派的成因,并总结了陶渊明田园诗的特点,实现了自然景象与美好理想的完美结合,体现了思想的淳朴、心灵的纯美和人生意趣的博大深邃。

  关键词:陶渊明;归隐;田园诗;完美结合

  一、.田园诗的渊源、形成与发展

  1、田园诗的渊源

  最早的田园诗,可以上溯到古代农事歌谣的产生。如《帝王世纪》里就完整地保存着上古的农事歌谣《击壤歌》。后来,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也出现了一些反映当时农事生活的诗篇。诸如《周南•芣苢》、《豳风•七月》、《魏风•伐檀》等等。它们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们从事农业劳动和艰苦生活的情况,并辛辣讽刺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诗作大都出于社会下层人民之口,他们用原始的声音,咏唱着拙朴的歌谣,这些田园歌咏是田园诗的朦胧阶段。

  2、田园诗的形成

  从《诗经》到陶渊明田园诗出现的千余年间,反映农事的诗篇却极为罕见。文人开始独立创作以后,也很少有人触及这类题材。当时文人用心创作的,是枯燥的拟古诗,隐晦的游仙诗,轻绮的抒情诗,苍白的玄言诗以及雕镂的山水诗等。出现这种中断现象其中有着复杂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在诗作者本身。《诗经》中的《国风》基本上是民歌,作者大多数是无名的劳苦大众,他们直接地从事农事生产,“劳者歌其事”,因此产生了一些农事诗篇。后来,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促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进一步分工,从事专业创作的文人多起来了。然而中国文人士大夫们虽然秉承“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但长期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思想的影响,更多着力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一般都鄙视农事、鄙视劳动者。故田园的审美价值历经数千年,才逐渐被发现,过程是漫长的,直至晋宋之际的陶渊明才结束了这历时久长的痛苦寻觅,完成了现实而理想的最后建构,开创了田园诗派。陶渊明田园诗的出现和形成,不仅是诗歌题材的扩大和创新,更是思想上的突破和解放。从农事诗到田园诗,陶渊明处在一个上承“三百篇”、下启唐宋的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地位。

  3、田园诗的发展

  陶渊明之后,田园诗便悄然沉寂。整个南朝仅鲍照、江淹写过几首拟作;初唐时期,只有王绩首承陶氏衣钵,留下十余首田园诗作;到了盛唐,一改冷清局面,田园诗创作突显高潮,大批以田园诗创作著称的诗人相继登上诗坛,无论山水田园诗派,还是边塞诗派,无论才思迭涌、笔走龙蛇的大诗人,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诗人,或多或少都写有田园诗。此间,王维、孟浩然和储光羲堪称盛唐田园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储光羲的田园诗在继承陶诗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田园生活的淳朴意趣。而王维、孟浩然的田园诗则突破陶诗传统,第一次全面借鉴了山水诗的艺术经验,使田园诗别开新面。唐宋大量优秀田园诗篇的涌现,使田园诗派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陶渊明归隐和田园诗形成的主要原因

  1、陶渊明归隐和田园诗形成的社会政治原因

  封建社会君主集权的独裁统治所带来的君主迫害、政治斗争、官场倾轧常使士大夫们对自己身家性命能否保全都产生深刻的怀疑,士人们始终生活在精神高度紧张之中,天长日久,自然产生疲惫不堪的心态。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对于官场,农村生活节奏虽然缓慢、缺少变化,但给人带来宁静、平和与自由,让人产生难以割舍的重土难迁的恋家情结。以故土为代表的农村、田园、山林也就成为沉浮官场后疲惫惶惑心灵的归依。因此,士人们的生活模式在孔子时代就已基本确立,《论语•卫灵公》有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而在君主集权的独裁统治下,“邦有道”的日子实在少而又少,因而“卷而怀之”、“独善其身”的隐逸就成为士人的重要选择。东汉后期开始,政治局势愈来愈险恶。无休止的流血事件,不间断的混战,王朝内部频繁的政治更替,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而社会的激烈动荡总要连累、波及到文人,甚至使不少文人倒在血泊之中,诸如汉代的李固、陈蕃、李膺、范滂、曹魏时期的张华、陆机、陆云等,士大夫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连人身安全都缺乏保障的时期,退隐之风大盛。陶渊明早年曾立下“猛志逸四海”的大济苍生的理想,然而当时正面临“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的社会现实,理想只能成为幻想,因此他虽然几次出仕,但总是“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现实的黑暗,官场的污浊,使他不寒而栗,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认为“觉悟当念还”,做一个“洁己清操之人”,必须“逃路而归”,“击壤以自欢”[2],于是他毅然弃官走上归隐之路。陶渊明对隐居生活的真爱、躬耕田园的艰辛与回归自然的甘甜和谐地融为一体,为使其田园诗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沃土和不竭的源泉。正如龚斌先生说:“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隐士,但像陶渊明这样长期躬耕、坚持己志而终老的隐士,是绝无仅有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致使陶渊明必须从事农业劳动,以便生活下去。他过着“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的日子,这样的生活境遇是陶渊明写出优秀田园诗的主要原因。

  昏暗的封建官场制度和动荡的社会现实,增添了陶渊明对所处环境的厌恶,孕育了他对田园生活的思恋,加速了他弃官归隐的动念,为田园诗的酿造提供了宽广的历史背景,奠定了丰厚的社会政治基础。

  2、陶渊明归隐和田园诗形成的思想原因

  (1)儒家的社会理想学说和道德修养理论对陶渊明的影响

  对陶渊明影响最大的,不是儒家学说中的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和君臣忠义的正统观念,而是儒家学说中上古大同世界学说和人身道德修养理论。或者说,陶渊明对儒家学说的汲取有着很强的选择性。比如《时运》篇对孔子的歆羡,明显的限制在那种“东鲁春风”的安谧生活上,他将这种生活和他自己身边的农村世界溶为一体,组成一个与“乱世”相对峙的安静平和的小世界。由此可见,这种以儒家伦理道德理想追求个体自我完善的方式,是陶渊明在艰苦生活中保持心理平衡的一个重要生存方式,也是他得以进入农村,开创田园艺术审美境界的必要前提[4]。

  (2)道家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

  对于道家来说,隐逸,除了是躲避社会动乱,因不满现实黑暗的政治而在行动上采取的一种消极抗议;同时还具有本身的内在价值,即追求一种人生的解脱和精神上的自由。庄子隐逸思想的核心就在于解脱,讲究“无功、无名、无己”,追求精神上的无拘无束,主张把自己从小我中解脱出来,与生生不息的宇宙大我融为一体。这种思想对陶渊明的归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他的人格思想绝大部分承袭了道家的旨归,特别注重精神上的超然自适。陶渊明把质朴自然视为人性理想的大国,努力使自己的灵魂摆脱。道家这种自然学说既影响了陶渊明的思想,又影响到他的田园诗作。“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陶渊明淡泊事务、淡泊权贵、淡泊名利,其诗不仅意淡,而且笔淡,但这看似平淡中却蕴藏着浓情厚意、清奇远志,给人以无限遐思,可谓“开千古平淡之宗”。

  (3)古代隐逸高士对陶渊明的影响。

  传说中的许由、务光,殷周之际的伯夷、叔齐,秦汉之间的商山四皓,这些隐逸高士为陶渊明的精神寄托树立了榜样,激励着陶渊明念古思今,加快归隐。从《咏贫士》这组诗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古代隐士们安贫守节、不慕名利的情怀给予了陶渊明强烈的思想力量、精神支持,使他的心情得以释然。从这些古代隐士身上,陶渊明提炼了真正的人格修养,即排除个人的一切功利要求和社会目标,保持贞节的品德,进入自己选定的生活环境和审美气氛中,获得心灵的安宁与愉悦。他在这种精神状态中,进入到艺术创作活动里面去,从而发现和创造了那个自然平静美好的田园世界,自己也得以解脱。

  实际上,陶渊明对古代文明的吸取是多方面的,所谓“修六艺之术”,“观九家之言”,“九流参差,互相推陨”,“使他的思想既受着儒家、道家、玄学、佛学的影响,但又与之不同。”诚如朱自清《诗论》所说:“他读各家的书,……把所吸收来的不同东西融会成为他的整个心灵。在这整个心灵中,我们发现有儒家的成分,也有道家的成分,不见得有所谓内外之分,尤其不见得渊明有意要做儒家或道家。”陶渊明溶化儒道佛等各家思想为一炉,又不同于各家思想,形成了带有明显个人特点的思想体系。也正是这些思想的相互渗透,使陶渊明在艰难的人生跋涉中,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田园,创作出了优美的田园诗。

  三、现实理想的结合与田园诗的独到完美

  陶渊明回归田园,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秀丽的田园美景与他理想中的最高境界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加之他的文学功底与艺术才思,构筑了田园诗的独到与完美。

  1、讴歌田园是陶渊明看破现实做出的选择

  陶渊明所处的晋宋时代,战火连绵,烽烟四起,农民饥寒交迫,颠沛流离,农村现实生活残酷而凋敝。但在陶渊明的笔下竟出现宁静美丽的画面。在陶渊明四十余首田园诗中,也有少量诗篇,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撰田舍获》、《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杂诗》等,通过对自己在农村劳动生活的描写,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生活的痛苦和农村荒凉萧条的景象。但大多数田园诗并非如此,他对田园的赞美与讴歌构成了田园诗的主流[7]。究其原因,有人归论为其的阶级局限,认为作为封建士大夫,其归隐后参加的只不过是轻微的农业劳动,依然过着饮酒、赋诗的生活,没有真正看到农民生活痛苦的一面,这是片面的。且不说陶渊明晚年生活接近农民、了解农民、同情农民、深知农民疾苦,就连没有像陶渊明那样在农村劳动过,同样有着阶级局限的封建士大夫杜甫、白居易等,也还直接反映过当时农民的痛苦生活。于是又有人把它归结为历史的局限,建安以后整个魏晋的诗歌都没有直接去反映下层人民的苦难,是这种不良的时代创作风气束缚着陶渊明的手脚,这种说法也不准确。“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把仕途官场称之为“尘网”、“樊笼”,彻底地否定了自己的前半生。恨不得尽快脱离开这种险恶的环境,立即回到熟悉而又亲切的农村,这种心情在他的《归去来兮辞》里表露得十分明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带着一种悔恨的心情彻底地否定了过去的自己。一旦摆脱了歧途、险境,他便欣喜若狂了,“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哪怕早一刻看到自己的家门,也成为一种极大的快乐与安慰,“载欣载奔”的欣喜急迫形象跃然纸上。比起恶浊的官场来,田园在陶渊明看来都是美好的,尽管农民生活痛苦,但农民的忠厚质朴胜过官场的尔虞我诈。田园再不美,也强于官场百倍。陶渊明的弃官归隐决定了讴歌田园美景成为他义无返顾的坚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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